1934年11月底，经过残酷的湘江之战后，红军成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按原计划中央红军向湘西进军，与先头部队红二、红六方面军会合，建立革命根据地。而蒋介石也看出了红军的意图。准备在通道北面将中央红军“消灭之”。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攻占通道老县城，在此召开中共中央临时紧急会议，确定放弃北上湘西会合二、六军团，转而西进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实现战略转兵，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3万中央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长沙出发，驱车西行4个多小时，到达位于湘西南枢纽之地怀化。经怀化抵其最南端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又是近3个小时的车程。

    八十载岁月更替，如今，记者走进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对熟悉当年这段历史的人进行了寻访。

    红色辅导员刘复松：

    “红军到了样样好，白军到了样样要”

    恭城书院屋后一墙之隔，便是通道县三完小。在参观恭城书院后，来到三完小，想看看该校的红色教育。

    学校刚刚放学，在校门口，迎接记者的是副校长郭方和工会主席吴文铭。听说我们来采访红色教育，两人简单介绍了学校情况后，都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86岁的退休老教师刘复松。“他特别喜欢给孩子们讲红军的故事，讲三个鸭蛋的故事，学生还获得了县里作文大赛一等奖。”郭方说。

    听说有这样一位老先生，记者决定上门拜访。

    在郭方和吴文铭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半条街，经过当地的红色邮局，走进一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老房子，爬上三楼，弯弯曲曲地绕过一条走廊，见到了老先生。

    见到记者一行，刘复松老人热情招呼大家坐下，递凳子、挪桌子，七八个人满满坐了一屋子。刘老坐在一台开着的电脑前，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做起了自我介绍：“我出生于1930年4月10日，1934年12月，红军过境时，我4岁了，我是亲眼看到过红军从街上走过的。”他一边说一边比画：“背大刀的多，都系了红缨。”

    接着，他向我们说起了“三个鸭蛋”的故事。那时候，刘复松老人的奶娘在屋后的万寿宫养了几只鸭，有一只鸭生蛋了，一天一个。红军来了，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绿眉毛，红眼睛，凶暴残忍。”所以老百姓一开始都躲到山里去了。

    红军过后，刘复松的奶奶回家一看，本以为鸭子会被杀了，没想到都还在，鸭窝里还有3个蛋。这一下非常高兴，连声说“红军好、红军好”。

    不仅刘复松一家是这样，街上的其他街坊邻居，家里的牲畜米缸也都还在。一位邻居的米缸少了10斤米，可在米缸里摸一摸，摸出两块大洋来。那时候，要知道，一块大洋可以买一两担谷子呢。

    “红军去后，这些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成为了美谈。”刘复松说，“可后面跟来的白军来了就不一样了。白军过后，奶奶去看看鸭子，鸭子没了，蛋也没了。街上邻居的狗也被打了。”

    “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老百姓就编了一个顺口溜：好笑真好笑，白军没到红军到，红军到了样样好，白军到了样样要。”刘复松口齿清晰地说。

    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这里的村村寨寨，都有红军的印记”

    从通道转兵纪念馆被定为湖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主会场以来，作为纪念馆馆长的郑湘就一直忙得“脚不沾地”。

    几经周折，我们与刚从怀化赶回的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在纪念馆的台阶上见面。

    “通道，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开始的地方。”在郑湘看来，通道会议是组成伟大转折一系列重要会议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红军命运转折的一个重要链条。

    “通道县现有21个乡镇，19个乡镇都留下过当年红军的足迹。这里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都有红军的印记，但这段历史却很少为人所知。”郑湘说，挖掘、传播这段历史很有意义，目前，由他们编辑的《图说通道转兵》画册即将问世。

    热衷于此，当了13年教师的郑湘，在2013年转行做了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3年多来，他和他的团队在湖南、广西、江西等地收集红军长征各种资料、拍摄图片的过程中，也遇见过许多追寻长征精神的人与事。

    2015年暑假，一对来自宁夏的父子让他印象深刻。“为了锻炼孩子意志，培养吃苦精神，40多岁的汉子带着刚上高一的儿子从瑞金一路骑行，重走长征路。”在与这对父子的交谈中，郑湘得知，通过这一路的参观与学习，孩子的意志品质有了很大转变。“长征精神，对今天的青少年一代，依然有其无法替代的教育意义。”

    据郑湘介绍，以前每年到纪念馆参观的学生就在5万人以上，除了湖南省内周边县市外，还有来自贵州、广西、天津、上海的学生。而2014年新纪念馆正式开放，当年便接待了30多万参观人次，去年参观人次更是突破了40万。

    “这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进一步挖掘的历史。从通道会议到通道转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多么坚定。毛泽东、周恩来敢于担当、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多么值得传承。”采访接近尾声，时针已指向晚上十点半。郑湘手机上那首《毛主席的话记心上》的铃声又响了起来，他的同事还有工作上的事要找他商量。

    通道县史志办原主任姚奉彪：

    “长征途中边行军、边研究、边解决问题”

    在通道县教育局一间会议室里，通道县史志办原主任姚奉彪接受了记者采访。

    自1985年调入史志办后，姚奉彪便一头扎进了通道县有关长征史实的研究中。“姚奉彪是最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通道县现任史志办主任李新颖说。

    1982年县委党史办接手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的调查研究后，又调查了5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行程两万多里，面访、信访了70多位知情的革命老前辈，征集到100多件约10万字的史料。

    “长征途中流动很快，许多问题不可能在某一次会议上一次性解决，多是边行军、边研究、边解决问题。”姚奉彪如是说。

    关于“通道会议”的名称确定，姚奉彪给记者讲述了一段故事。

    1971年邓颖超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当时的陈列部时，时任博物馆负责人提出，是否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邓颖超问过周恩来之后，确认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这才正式定下“通道会议”的名称。而通道转兵的概念，也在1972年被正式确立。

    除了搜集整理红军长征经过通道的相关资料，撰写地方党史资料，编辑党史丛书，党史办还负有开发利用红色教育资源的任务。

    姚奉彪说，通过扎实调查，1991年，通道把纪念8位壮士的小水战斗纪念碑竖立了起来，加上通道转兵纪念馆、恭城书院、烈士墓，通道县建起了自己的红色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时晓玲 董鲁皖龙 阳锡叶